认真考察人类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创教者们或先知们、先圣们,无论是来自天启(如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还是出自天择(如释迦牟尼,孔子,老子等),无论是基于个人久思(如奥古斯丁,阿奎那,苏格拉底等),还是由于师承(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等),都是适应社会和时代的结果,均属于“时势造英雄”。
第二,这些先知先圣们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他们无一不是“谴责、否定并试图改变先前所感知的事物状态。他们各自的精神反叛,彼此在程度上具有极大的差异。其中最令人崇敬的是佛陀,他也是他们中最激进的。佛陀所试图改变的正是他所感知的生命本身。他发现,所有有知觉的生命都在经受痛苦;他还发现,一切生灵都是贪婪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生灵能成功地自己清除自身的贪欲,它就能够使自己从生命的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在生命的痛苦状态中,生灵总是被一种贪欲所纠缠。毕达哥拉斯也谴责我们所感觉到的生命,他也试图以与佛陀同样的方式改变生命,尽管他并不是像佛陀那样全心全意地实践这种令人生畏的进程。琐罗亚斯德试图彻底破坏,而‘以赛亚第二’却试图改造他们各自民族宗教的传统形式。孔子则打算为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行为建立规范。”①而这又是说,他们都体现了“英雄造时势”的特征。
第三,只要是他们都能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或具有以上两个特征,都会取得成功,比如,他们每个人都成了至今仍在影响人类的先知、先圣或伟大导师。
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是承接“天启”,第二条是顺应“天道”,第三条是终达“天成”;第一条是天对人的要求,第二条是人对天的回应,第三条是
①〔英〕阿诺德·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天对人的评判。这三条缺一不可,没有第一条便是人力强为,没有第二条就是倚天妄为,没有第三条则是全然人为。所以,人类文明史总是告诉我们,成功的事业,不一定是正确的事业;正确的事业,不一定是成功的事业;只有正确而又成功的事业,才是真正的天启之业、天道之业、天成之业。
进一步讲,只要是合乎以上三条的事业,一定是实现或通向真、善、美、优、乐的事业。耶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光明。”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是真理、道路、光明呢?然而,如果他所从事的事业真的是天启、天道、天成之业,那么他就会是也必定是真理、道路和光明,他也就是神的使者、神的儿女。对于人类来讲,他就是先知、圣人、真人、达人或伟人。
现在,我们——21世纪的人类,又遇到了与我们敬畏的先知所遇到过的相同的问题,站到了他们曾经站过的又一个新时代的门口。这种新时代,就是新社会的大门;这个新社会,就是一种由新的神灵信仰所规定着的新的人类生存模式。“天”或神灵已经向身处这个时代的每个人下达了“天启”,往下就看我们人类自己的作为了。
这也就是说,21世纪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学习我们那些先知、先圣们的榜样,内观自身的神性、领悟神灵的“天启”,抛开世俗的贪婪、践行唯一的“天道”,弃绝个人的奢望、听命神灵的“天成”。
行文至此,我猛然想起了刚刚还引用他的论述的那位名叫汤因比的英国人,他与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池田大作有一段谈话,汤因比说:“需要有一个把世界各民族结成一体的宗教或哲学,这就是我的强烈信念。为了宗教上或理念上的统一,也许还需要一个领导能力很强的人物。但是,即或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也没有政治权力,应该是宗教上或哲学理念上的领导者。”“如果汤因比的这种信念是一个“信号枪”,那么,这就等于说,我们21世纪的人类正在举行一场由至少几千万人参加的“关于21世纪的人类哲学或宗教思想选拔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场比赛中,当然会有冠军、亚军、第三名……或者当然会有许许多多的落选者,但是,绝对不会有一个失意者,也不会有一个失算者,更不会有一个失败者。因为,在全球世界里,任何一个人的获胜,都意味着全人类的胜利。是的,在“为了人类”的神圣事业面前,一丝一毫的私心和私念,都会被“头上三尺的神灵”和“自己内心的神性”发现,都是与神灵背道而驰的行为。相反,秉此天启——天道——天成之心,即已成功,就已“因信得救”。
总之,“优胜劣汰”,这是动物的逻辑;“胜王败寇”,这是人类的逻辑;“众生皆佛”,这才是神灵的逻辑…………
①参阅《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肖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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