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xi731462841个体的茫然，民族的烦闷，世界的浮躁，使人类再一次仰天呼救。此时，人类，21世纪的人类突然发现，神灵已经为人类的这三大难题早已备好了三份答案。
这三个难题是，在全球时代，个人怎么办?民族怎么办?世界怎么办?或者用学术的语言说：个体怎么办?群体怎么办?类体怎么办? 个人(或个体)怎么办?神灵的答案是：尊重自然，恪守自由，倡导平等——走古希腊文明一现代西方文明之路。
尊重自然、恪守自由、倡导平等，是古希腊文明的主要特征，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的基本思想，也是基督教得以被希腊人欣然接受并很快成为国教和民众内心欢迎的根本原因。
古希腊人所说的尊重自然与古中国人所说的“道法自然”的“自然”，并不是一回事。道法自然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悉听尊便、不强求、不干预的意思，而希腊人所说的自然就是大自然、自然世界中的自然。这种自然被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身外自然，如自然环境、动植物等自然物；二是自身自然，如个体存在的社会前提性、物质生活、肉体欲望和需要等。众所周知，在希腊一罗马文明时期有一部至今被法学界视为经典的《罗马法典》，这部法典之所以常常被人称为自然法典，也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希腊—罗马文明“尊重自然”这一基本精神。
同对待自然的态度一样，希腊人还把“自由”看做是神灵或造物主赋予每个人的不可侵犯、不容剥夺的权利。这一被西方人视为人生最根本的东西的“自由”，其文明根源就在古希腊文明这里。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咯守”二字，无非是说希腊文明把个人的“自由”看得非常重要、异常珍贵。对此，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
①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我们政府的建立并不是一次所谓的伟大试验。相反，它是从世界历史中选择最优秀和最稳定的因素——根据希腊、罗马和英国的经验——以便把它们融合到新政府里去。因此，这个特殊的词——自由，有几百个定义，它被传播媒介的杜撰贬低了。因而最好回溯到这个词的原意上去——几十种语言的“自由”都是一个共同的词根：它总是从和平与爱这些意思中派生出来的。更奇怪的是，“自由”一词追溯其词根，是“成长”、“成熟”和“负责任”的意思。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呢：我们能够有兄弟般的爱，是因为我们承认了保卫自由的责任。据历史记载，它持续的时间最长，有六千年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由呢?里根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讲演中说：
自由意味着理应属于个人的某些东西，而不是政府或者其他人授予的特权。喜剧大王克拉克·加布尔所能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他走进自己的家门口时，有人从另一处听他的脚步声。
倡导平等、尊重自然、恪守自由，这也是社会学或政治学的必然结论。据史料记载，当着与古希腊文明同时期的其他文明，不约而同地在近乎疯狂地推行君主独裁、政治专制的时候，在古希腊的文明圈子里则在倡导平等(在早期只对“自由人”，很快就扩大到了所有人)，这无疑是当时人类政治荒漠中的唯一一片绿洲。“平等”?在人类这里还能讲平等?说这话的人是不是吃错药了——直到今天，在其他文明的人们生活中、甚至心目中，仍然不知“平等”是一种长相如何的怪物。民族(或群体)怎么办?神灵的答案是：热爱民族，坚守天启，依赖自力——走古犹太文明—现代中部文明之路。
在人类历史上，犹太民族的历史、生活和现状都是一个奇迹。以色列王国在距今2700多年(公元前722年)就被亚述帝国消灭；136年后(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帝国又把另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国家——犹太国(犹太人分建成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国，一个是犹太国)灭掉了。就在这前后不到300年的时间里，犹太人还先后四次被新巴比伦帝国、阿黑门尼德帝国、托勒密帝国、塞琉古帝国和罗马帝国赶出祖居地。直至公元135年到1948年的1800多年间，世界上根本没有以色列国这么一回事，甚至没有一个由足够的犹太人居住、哪怕是由外族统治的“民族家园”。但是，犹太民族——即便没有今天的以色列国存在，也一直以自己特有的历史、民族、宗教等共同的特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简言之，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民族，自始至终都没有消失过。所以如此，是因为犹太文明赋予了犹太人以“热爱民族、坚守天启、依赖自力”的文明特质。
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人们如此地热爱自己的民族，其中虽有民族情感的原因，民族悲剧所激发出的民族团结原因，但根本说来还是宗教信仰的原因。从历史上看，还没有一个犹太人即是犹太教、犹太教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和民族。它那被外人常常视为荒唐的犹太教，何以锻造了如此坚毅的犹太族?它那被外人常常视为冥顽的犹太族，又何以秉持着如此灵验的犹太教?原因恐怕在于，在犹太人看来，爱民族就是爱上帝、爱上帝就要爱民族。正是由于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它才能忍受住亡国之悲、流亡之疼、围剿之苦、屠杀之怒。如果这不是神灵的力量，又是什么呢?历史已经在暗示，毁灭全人类容易，消灭犹太人不能，尽管这个说法不合乎逻辑。
坚守天启是犹太文明的又一特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信念，也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是把民族的信念与神灵即上帝联系起来，那已不再是“属人”性的信念、信心、信条，而具有了神灵的性质。因坚守天启而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某个人、某一群人是存在的，但是一个民族都坚守同一种天启的则仅此一例；因坚守天启而前赴后继的事情不少，但是坚守2700多年且一以贯之的也仅此一例。应当说，正是因为犹太人坚守天启，所以才会热爱民族，由于热爱民族才使犹太民族千年不断、千锤不变。
依赖自力是犹太文明的又一特点。作为一个流亡民族、离散社会，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主要靠的是依赖自立、自力更生。世界上也不乏其他移民他乡、流落在外的群体，这些多是好吃懒做、依赖社会福利、偷鸡摸狗的人等，甚至有许多流浪他乡的人都以黑社会为生、甚至以卖国为生。与之恰恰相反，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群体，则很少有这般记录。他们多是些辛勤劳动、自食其力、艰苦奋斗的人，多是些遵纪守法、良知焕发、助人为乐的谦谦君子。如果长期和犹太人相处，你会觉得，这还是一个崇尚知识、尊重学者的民族。正是由于这些优点，所以，犹太人在许多散居国，大多都是精神乐观、生活富裕的人；甚至，在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领域，有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出自流亡或游居他国的犹太人。
世界(或类体)怎么办?神灵的答案是：遵守秩序，信守仁义，崇尚大同——走古中国文明—现代东方文明之路。
守秩序、信守仁义、崇尚大同，既是中国文明的社会基础，也是中国文明的文化主线，还是中国文明的整体本质。这或许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绵延悠久的农业文明有关。农业文明是一种把人类的种种生活都固定在确定的地理环境中的文明模式。这样的人类生存基础，需要与之相应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理论规范，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文明模式。我们还可以把农业文明再展开一层。尼采曾经说过一句似乎很疯狂的话：大米造就了佛教，啤酒成全了德国的酒神精神。我们且不管尼采说的是否正确，中国人那种温文尔雅、宽容礼让、重信讲义的文化品格，不能说与农业文明中的饮食结构没有关系。
或许许多外国人、甚至一些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这个判断颇有微词。例如，有一位名叫柏杨的中国人，就写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其中就说，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就是一条龙；与之相反，一个中国人是条龙，而三个中国人就会变成一条虫。言外之意是说中国人大多陌生者相善，同行人相轻，喜欢窝里斗。显然，这种认识与我所说的中国文明特点正好相反。
应当说，这种“虫龙论”所描述的是一种现象，准确说是一种假象。比如，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是条虫，显然是为了自己、从自己的安危出发的；三个日本人为什么又变成一条龙了，显然是利用别人来为了自己。那么，一个中国人为什么是条龙呢?显然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具有孟子所说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美德；为什么三个中国人又变成了一条虫了，这又是因为三个人均胸怀天下而不屑于以小团体为荣。如果不作此解，即三个人若是三条龙，不就天下大乱了，那又谈何“治国平天下”呢?即使退一万步，三条龙加在一起变成一条虫，至少也应当解释为宽让的结果。试想，如果认为三条龙的力量因为内斗、内耗而成了一条虫的力量，哪还有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哟。
遵守秩序是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人是社会生物，若不遵守社会的规则、维持社会的秩序，社会将是动荡不定的，而这样的社会最终又会反过来危害每个人。为了遵守秩序，孔子的方法是“爱人”、“正名”、“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方法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时间会减弱人的某些自主性、削弱人的某些创造性，但与社会整体的大局相比，则是利大于弊、得大于失的。
信守仁义是中国文明的又一特点。仁与恶相对，义与利相对。中国人在义利问题上主张“重义轻利”，讲究“君子欲于义，小人欲于利”；在仁恶问题上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究“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此，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解释它们的积极意义：从人性上讲，中国文明的这些因素从根本上把人同弱肉强食的动物区别开来了；从伦理学上讲，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通用于全人类的伦理原则；从社会学上讲，只有这样的社会价值取向才能把人类社会引入健康和谐之路。其实，中国人从来不把比如义与利对立起来，信守的是“重义轻利”、“义先利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的是见利忘义、因利害义、唯利是图。
崇尚大同是中国文明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许多历史学家、甚至许多中国的学者，往往轻视甚至误解了中国文明中的这一要点。中国文明中的“大同思想”是“遵守秩序”、“信守仁义”的必然结论，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动听的空想的伪善的口号。从历史上看，中国曾经经历过五胡、辽、金、元、清等长期的外族统治，许多人由此认为汉民族是一个软弱易欺、叛徒层叠的民族，然而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一个外族统治者同化了中国文明一点点；与之相反，那些真善美的东西，一遇中国便会落地生根，例如印度的佛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由此可见，中国的“大同思想”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崇尚大同就是崇尚“世界大同”，就是主张“天下为公”，就是追求那种“天下一家，居国一人”的人类生存境界，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就是“全心全意为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民族定位。
在我们详细讨论了希腊文明、犹太文明、中国文明之后，我们对这三大文明的天性有了一种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三大文明中的人们，纷纷都把自己的文明精神视为天启、视为神赐、视为神对他们的信任和厚爱。至少，这三大文明不是单凭自己努力就能成功的；至少，这三大文明得到了全人类的共识和认可；至少，除了用神灵解释这些奇迹外，还没有更让人信服的理由。
然而，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面对这三大文明体系，面对身居其间的全球世界，这三大优秀文明成果对于全球世界又会具有怎样的意义呢?难道，它们在21世纪仍然具有民族的或者区域的意义吗?
正是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突然茅塞顿开，原来，神灵之所以要缔造这三大文明，之所以让比如犹太人为了犹太文明的延续而承担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是为了让这三大文明共铸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汇成一种“世界性的文明体系”。
不是这样吗?面对一体化的21世纪，这三大文明体系将从文明的层面把人类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希腊文明为个体或个人提供了文明规定，犹太文明为群体或民族提供了文明规定，中国文明为类体或整体提供了文明规定。三种文明规定既彼此有别又互相支撑，既各司其任又互相促进，既界面分明又浑然天成，从而引领着人类在世界文明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是啊，这的确是个奇迹，这也的确是个神迹。希腊文明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用了后来的几乎整个西方文明，终于为全人类摸索出了作为一个个人如何在各种时代条件下幸福生活的结论；犹太文明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用了后来的几乎整个流散生存史，终于为全人类摸索出了作为一个民族如何在与各种民族和各种时代条件下幸福生活的结论；中国文明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用了后来的几乎整个大一统生存史，终于为全人类摸索出了所有个人、所有民族如何在同一种社会框架中、同一种时代条件下幸福生活的结论。
是啊，这的确是奇妙的，这也的确是个奇迹。由于希腊文明同其他两种文明共构，于是，它原来始终无法自己解决的诸如物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难题，就会从根源上得到解决；由于犹太文明同其他两种文明共构，于是，它原来始终无法自己解决的诸如被当地民族排挤、始终不能自由自主地生活、始终不能得到与其他民族相同的庇护等难题，将会不复存在；由于中国文明同其他两种文明共构，于是，它原来始终无法自己解决的诸如周期性动荡、抑制个人的创造性积极性、民族团结、地方主义等问题，将会自行消失。
当然，全世界有亚、非、欧、美、大洋五洲，有黑、白、黄、棕四种，有沿海民族、高山民族、草原民族、平原民族、热带民族、寒带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传统，每个民族都有对世界文明体系有益的成分。我在这里选择这三种文明模式，仅仅是说明，这三种模式有着正好明显的区别性和正好明显的互补性，或者说，这三种模式对于构建一个崭新的“全球社会”来讲，有着更大的普适性。所以，笔者绝不敢也绝没有轻视或蔑视其他文明模式的意思。
有爱就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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