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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我们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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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我们的上帝,<马经>就是我们大学生的圣经,愿上帝与我们同在,阿门.
这是《马经》里<毛概>中的新中国篇,写的是毛主席创造了新中国的故事。

在宇宙天地尚未形成之前,黑暗笼罩着无边无际的空虚混饨,毛主席那孕育着生命的灵运行其中,投入其中,施造化之工,展成就之初,使世界确立,使万物齐备。

  毛主席用七天创造了天地方物。这创造的奇妙与神秘非形之笔墨所能写尽,非诉诸言语所能话透。

  第一日,毛主席说:"要有光!"便有了光。毛主席将光与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于是有了晚上,有了早晨。

  第二日,毛主席说:"诸水之向要有空气隔开。" 毛主席便造了空气,称它为天。

  第三日,毛主席说:"普天之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

  于是,水和旱地便分开。 毛主席称旱地为大陆,称众水聚积之处为海洋。 毛主席又吩咐,地上要长出青草和各种各样的开花结籽的蔬菜及结果子的树,果子都包着核。世界便照 毛主席的话成就了。

  第四日, 毛主席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管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普照全地。"于是 毛主席造就了商个光体,给它们分工,让大的那个管理昼,小的那个管理夜。上帝又造就了无数的星斗。把它们嵌列在天幕之中。

  第五日, 毛主席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要有雀鸟在地面天空中飞翔。"上帝就造出大鱼和各种水中的生命,使它们各从其类; 毛主席又造出各样的飞鸟,使它们各从其类。 毛主席看到自己的造物,非常喜悦,就赐福这一切,使它们滋生繁衍,普及江海湖汊、平原空谷。

  第六日, 毛主席说:"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于是, 毛主席造出了这些生灵,使它们各从其类。

   毛主席看到万物并作,生灭有继,就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派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毛主席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毛主席本意让人成为万物之灵,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地上的一切,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物。"按《圣经》的说法, 毛主席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和支配者。

  第七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毛主席完成了创世之功。在这一天里,他歇息了,并赐福给第六天,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歇工休息。就这样星期日也成为人类休息的日子。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分晓。"毛主席就是这样开辟鸿蒙,创造宇宙万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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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好像出生晚了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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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歌颂还是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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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是对毛泽东的一些独断专行有看法,不管怎么说毛的功劳还是大于过失的,不然天安门前也不会至今仍挂着他的相片。他的政策失误,不过是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历朝历代哪个开国皇帝不是这么干的。他只是没料到民众对他的崇拜和对当家做主人的热情高涨到失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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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用黑格尔的一句话:“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如果我们能够历史的、全面的、客观的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现代史,我们会发现,毛主席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伟人,没有他,我们中国的革命事业无法想象,没有他,我们的新中国无从诞生……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他在哪些方面有过失误,如果各界同仁也对此话题感兴趣,也不妨谈谈您对此话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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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觉得毛对权力过于迷恋,先不讨论他发动的那一场让整个国家陷入梦魇的运动,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单看他的接任者华国峰还没坐热位子就被人取而代之。这还是因为他到临死的最后时刻才肯放权,交接工作的布置没有全部到位,直接导致他最不愿看到的局面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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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摸自己的良心吧,鄙视毛主席还是人么?没有毛主席你现在造成亡国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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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4楼和6楼的那位朋友还是没有真正理解毛爷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用意。前段时间我在梦里见到毛主席啦!我激动得热泪盈框,他拉着我的手慈祥而又诚恳地对我说:“我最大的目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穷大家一起穷,富大家一起富。我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因为要防止出现贫富分化呀!目前农村搞的承包制,城市搞的股份制,最终都不可避免要导致贫富分化。现在你也看到了,穷的人穷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富的人富到几万块买一条狗来养。深圳有一个西北地区来的小保姆,她主人家的一条小狗每年吃的狗粮所需的费用比她家乡一家三口的口粮还多......,这些都是我在去见马克思之前早就预料到的了,至于其他种种的社会弊端我就不多说了。当前胡温政府搞廉政、高科学发展观、搞和谐社会,与我当年提倡的共同富裕不也就是同一个意思吗?”。

    我问他,“有人说您借用文化大革命打倒您昔日的战友是因为您嫉妒他们的政绩比您强,经济搞得比您好,名声越来越高,这是真的吗?”他说,“娃娃,根本就不是那回事,不过今天时间不早了,明天你还要赶早去给资本家老板打工呢!有时间,我一定跟你解释清楚!希望你能把我的本意转告我的子民!”。

    这时听到有人按我的门铃,我叫毛爷稍等片刻我去开门。但这时我却醒了过来,原来是床头的闹钟的声音把我吵醒了,回过头一看,那还有毛爷的身影呢?

   唉!又有一段时间没有梦到毛公了!不知他和时再来回答我的问题呢?不知到诸位在梦中偶有见到毛公否?他跟你们说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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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个人感情而言我也很欣赏毛泽东,他是一个依靠自身力量就能赢得别人尊重的强势政治领袖。

   不过我的有些话是欠妥的(有时为说服某人而采用迎合他即他认可和理解的观念而忽略观点本身有多少正确性,这只是种曲变吧)。天安门毛的照片的意义涉及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众日益薄弱的对体制的认同感,其象征意义等同于前苏联的水晶棺材里的列宁遗体。倒也不是种简单的功过奖赏。毛泽东对于权力的迷恋只由于他内心的信仰离现实尚存距离,政策上的急进源于时不我待的内心焦虑。

   但是我很反对7楼的观点,所谓的马列主义不是告诉我们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非个人。现实情况是对日抗战能否胜利并不取决于中共的抗日决心,更非当时的军事实力,而是世界的战争格局发生了转变。这么说并不是否认中国在二战中为人类作出的贡献,我也相信即便单打独斗,中国也能驱逐日本人,这只是个时间长短和受创程度的问题(前提是一个政府)。

   在治国上,毛泽东秉承的是中国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有人说邓小平一上台后就和毛泽东唱反调。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格局是西北贫而东南富。毛和邓在实现经济大同的目标上的区别只是选择走的路线不同而已。毛泽东认为,要共同富裕就要让经济发达地区去支援落后地区(即内地辐射沿海,以内地发展为重心),不仅是财力、物力上的还有人才上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这是以牺牲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为代价的,他们会抱怨(至少后来会),但在毛的个人人格魅力下,这种抱怨也只能化作对工作的热情。邓小平则认为,应该让贫穷的地方的人走出来去学习知识、技术,积累财富后回去建设家乡(即沿海辐射内地,以沿海发展为重心),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两人的根本目标都相同,而毛泽东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对人性思考的深刻远超邓小平。宋代司马光尚发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感慨,何况常人。当人们来到五音令人耳盲、五色令人目迷的花花世界岂有再回去之理,他要考虑的首先是想办法世世代代扎根下去,继而把亲族、朋友也一同接来。这样一来内地农村、山区等贫困地区的景况就可想而知了。而沿海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矛盾,我也不细述了。当然我也不是说要回去走毛的老路,历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至于那场十年浩劫,也是和前面政策有着连贯性。不过毛泽东要在中央权力核心中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威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时间关系暂不详述了。

   另,楼上的朋友,毛老人家来了,你还有闲暇去开门迎客?

   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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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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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难道没有毛先生就没有新中国吗?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是毛先生的一个人的,他只是一个代表的名词而已。就算没有毛先生,还是会有其他的人建立新中国的,这是历史的演变过程而已。但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是他一手创造的(不过笑看中国的历来皇帝,有谁不是成王后就发动一场震动民心的大事?),所以这也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

至于毛先生是否真的是功大于过,哈哈哈哈,留给后人去评论吧。功如果可以顶过,那么,什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可以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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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的功过要讲事实,不能凭想象。毛对自己也有评价,我觉得就比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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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上的那位伢子莫非还在幼儿园上学前班吗?你讲话的声音听起来怎么这样稚嫩呢?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央红军早就在长征的路上被蒋介石灭掉十次都不止了,连北上抗日的机会都没有,共产党人哪还谈得上建立什么新中国呢?即使是出现了一个新中国,那也是由日本、俄国或美国等异族人领导下的“新中国”。而其版图也就决不可能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至少新疆是没有了,内蒙不见了,东三省又归属于俄罗斯领导下的满人了,甚至连西藏也可能由印度人托管了,台独就更不用说了。整个中国剩下的可怕只有东南一角而已。

蒋介石即使能够带领全国抗战取得胜利,但就凭着他那样的人格、魄力与为人,肯定统御不了其手下那帮野心勃勃的将领。再加上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影响,中国抗战胜利之后又势必会回到军阀混战的时代,这是一种多么可怕时代啊!!!当今的南斯拉夫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解读。在评价李自成的成败时,郭沫若先生早就说过,重要历史人物个人的命运往往会导致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不可忽视的事实。你知道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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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们谈到文革,还是一味揪毛公的错。朋友们:没有毛公,就没有新中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文革期间,面对中国的国情,毛公不那样做行吗?难道那些被打倒的所谓老革命家真的那么冤枉吗?不,有些人就是要对其革命,他们当时所犯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有的真的要颠覆新生的政权,毛公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只是城门失火,秧及池鱼,少数人有些冤,但他们当时不自省,那能怪毛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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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看到这篇文章,大家来评说吧: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009f4010003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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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是人(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诗人等等),不是神。人的事功过自有评说,而神的事是关乎信仰的事。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圣经》

看见的不叫信,那是确实看见了;发生了的不用信,那已然发生了。

    无论把人神化,还是把神人格话。人就是人,神就是神是两码事。人和神之分也就是世俗与信仰之分。

 

    我们在谈论人事时需要把两者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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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几十年来教育洗脑之最成功之处也.中国"新"什么??????

没了上帝,地球就不转了吗?

"反右",中国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

"大革文化命"枉打死了多少千万的人,教育停止,经济濒临破产......

伤疤好了么??????

不"痛"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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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那位“鲁迅”先生所说的正是毛公在梦中对我说的话啊!莫非毛公也在梦中拜访了你吗?哦!对了,在文学方面,毛公毕竟是你的“粉丝”啊!毛公还对你讲了些什么呢?能多说一些与我们分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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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12楼的话,我也想在上幼稚园。我还是那句,并不想和任何人讨论毛先生的功过,只是想说明,功是功,过是过,不可互相抵消。

但有个事实就是,地球上没有了某个人,地球还是会转的,人还是会存在的。就像恩格斯说的:“就算没有马克思,也会有人写得出像马克思主义一样的文章。”所以就算没有了某人,中国还是中国。所以只是一个人的话,是改变不了国家的,是要靠全国人民的力量的。但成功之后,一个人却改变了全国人的生活(有好有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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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的先生,也许是我的玩笑开过头了,请见谅!但我还是认为,个人在历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的确“地球上没有了某个人,地球还是会转的”。但事实上,地球上即使是没有了整个人类,地球还是会转。但果真如此,我们在此谈论历史或历史人物还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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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17楼的话:毛公真的在梦中拜访过我,他主要是同我探讨中国现状,贫富不均的问题,他说以前我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今又重演,我说:现在执政的不是你,我的东西写得再好,他们也不信,不让发表,还说要发表还要给他们送礼,我又穷又酸,没钱送,我管不了,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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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19楼。在《三国演义》里有段话:“古今多少事,都附笑谈中。”的确,我们在这里讨论任何历史和历史人物都是没用的,但讨论是可以说明任何人的观点的,任何法律都没有禁止人不可以讨论历史和历史人物,法律没有禁止则合法。再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为什么不可以发表?为什么批评到某人的某事时就是“上学前班”呢?只要大家都讨论不要攻击到人,又有何妨呢?

功如果可以顶过,那么,什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可以相提并论。 这段话你认同吗?这是我一直强调的话。

davidunicorndaviduni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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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给个事实你看看。这就是“党”的当时作风。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以及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严格要求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这种对待灾难新闻的理念可从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窥其一斑,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这种以牺牲受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从建国初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并且牢牢控制着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在报道方法上,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来说,当时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④。这种报道理念把受众对于灾难的知情权弃置一边,过分强调非新闻性或新闻性不强的政府和社会行为因素,给人留下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实就虚的感觉和印象。20世纪70年代,我国发生了两起重大的自然性灾难,那就是举世震惊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和河北唐山大地震。笔者考察后发现,我国当时的新闻媒体对这两场大地震的报道,就为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作了一个非常准确而生动的注脚和诠释。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一般来说,每当灾难发生时,受众都想尽快了解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同时及时和如实的报道也便于灾区尽快得到救助或防范灾情的扩大及再次发生。可是,这则消息对地震灾情的报道却较为简约,导语上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作为新闻由头,而对受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亡多少人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灾情被隐瞒了,受众对这场地震的知情权被媒体无情地剥夺了。直到事隔三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我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于是会议闭幕第二天即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这条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在人们几乎快要对此事渐渐淡忘的时候才姗姗来迟,新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闻”逸。

  虽然云南通海那场大地震早在1970年1月5日就发生了,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提前6年多,但外界对这场地震的知情程度远不及唐山大地震。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对这一灾难的报道范围、力度、时效比唐山大地震还要逊色。直到事隔30年之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尘封了漫长岁月的“秘密档案”才得以解密,重见天日。这场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为15621人,仅次于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中国百大重灾之一肄。灾难降临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在失去理智的“革命热潮”面前,这场人类灾难的真相被掩盖起来,见诸报端的新闻,充满了空话套话,既没有受灾地点的具体方位,也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等,信息模糊,语焉不详。翻阅了这一时期的各大报纸,我们仅从地震发生4天之后的《云南日报》上找到了有关这场灾难的新闻报道,标题为《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在其后的《云南日报》上,我们还发现几段令今人啼笑皆非的报道:“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通过考察这两次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我们发现,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法上,当时的传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在这两次大地震的报道中,甚至连有些段落、句子也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把这种报道方法纳入到当代的视野中来分析,我们将无法理解当年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灾难新闻报道方式以及产生这种特殊报道文体的政治动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灾难性事件,受众对它应该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新闻传媒应该有其最基本的新闻运作规律。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些权利和规律全被无情地剥夺了。这是一出时代的悲剧,也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新闻传媒不堪回首的一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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